考察世界各国的会计师事务所，无一不是在合伙制的组织模式下不断发展和壮大的。被公认为与蒸汽机的发明比肩的公司制并未在职业界落户，这绝非偶然。

在公司里，资本和资本意志成为维系纽带与决策基础。而会计师事务所不同，人合特征与审计服务特性决定了它必然选择合伙制形式：合伙制是“责任制”，合伙人谁也不愿“连坐”，于是内部制约自发形成；合伙制是“合作村”，平等磋商与共同承担成为整个组织的润滑剂；合伙制是“命运体”，一损俱损、一荣俱荣的链条使合伙人格外珍惜饭碗；合伙制是“智合园”，智力型中介机构更适应风险决策平台，而非独裁“三拍”（拍脑袋、拍大腿、拍屁股）；合伙制是“人性场”，人有两大特点：对利益的贪婪和对责任的推卸，合伙制正可以先扬后抑；合伙制是“产权带”，产权不明晰乃经济生活劣根之源，人类文明最大的成果便是产权制度，合伙人概念不言自明。

合伙制的产生前提基于三大假设：一是市场存在风险，而风险是不确定的；二是委托者与受托者的信息不对称；三是权利与责任的对立统一。鉴于风险的不确定性，若利益是给定的，相信没有人愿意选择赔偿责任大的那一种组织形式。由此看来，一个行业的制度安排不能不考虑公众利益和公众期望。既然注册会计师的终极委托者是社会公众，那么，在获得充分信息的情况下理应向公众承诺负责，如果这种负责的意思表示是有限的，你还想获得足够的尊敬与信赖，是不是责、权、利的失衡？合伙制的创立源于三大原则：志同道合原则：道不同，不相与谋。是片面追逐利润，还是着眼品牌塑造，成为合伙人走不同道路的路标与界碑。文化认同原则：合则留，不合则去。是以事业为重还是热衷于办公室政治，是追求眼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，成为考验合伙人的分水岭与试金石。平等与分享原则：内部运行机制非垂直、刚性的A公司管理模式，而是扁平、柔性的矩阵式。单个合伙人不具有左右其他合伙人意志的权力，合伙人之间既分担风险，又分享技术资源。

有限责任公司制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国的出现，只能表明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过程中的尴尬，绝不代表产权制度的先进性。

早期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均由政府、机构等发起，既难以志同道合，又无法志趣相投。如此封闭与耗散的结构导致了产权与管理上的深层次矛盾。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时的定位主要在于“脱”，试图以最小阻力使会计师事务所从政府部门、机构等发起单位中脱离出来，初步解决独立性问题。于是，“一股独大者”有之，“师者有其股”有之……道不合，暂且苟合；劣不汰，则优被抑；薪酬安排、质量控制、风险管理、文化建设等成了“坚硬的稀粥”；而收购、兼并、设立分支机构等更是“于法不合”。

由有限责任公司制向合伙制过渡，内在动因并非只是经济杠杆，如避免重复纳税等。重要的是社会经济的演进、制度创新的催迫以及健康力量的诉求。有人认为，发展合伙制的时机不成熟，诸如外部环境差、法律法规不配套等，更有极端者言，我们不能再折腾了。对合伙制的理解，我们太多的人看到了太多的消极面。其实，会计师事务所最大的风险来自质量与风险控制，许多事例表明，有限责任公司制并不能免除注册会计师和法人代表走向监狱。当年在制造业、商业推行公司制的时候，也有人坚持只有工厂才“最中国”，似乎只有这种坚持方显得深刻。他们不去想，现代企业制度是挡不住的历史潮流啊。合伙制亦如此，有时，特色是歧路的代名词。笔者还注意到有一种表面上看来颇独到的观点：国际上现在多采用有限合伙制（LLP），而国内合伙制成功的案例很少，因此，合伙制在中国不易推行。事实上，“五大”的本质是合伙制，“LLP”不过是表征；国内一些合伙制事务所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该组织形式的失败；“伙同非人”而最终散伙与合伙制本身无关。

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，合伙制以及由此派生出的职业新理念，都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孜孜以求的。因为，你不能无视“全球合伙一片红”的现状，你不能无视国际化带来的倒逼形势，你不能无视一连串审计失败所映射的体制缺陷，你不能无视极具中国特色的发起人结构引致的尴尬，你不能无视律师界改制的彻底性与前瞻性，你不能无视青年人立志成为合伙人的梦想，你不能无视公众对注册会计师相关责任的追问以及人性之卸责、偷懒、拜物和嗜赌的阴暗面……当然，合伙制不是“万能丹”，也不能期待其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，但必须引入行政力量，制定合伙人契约指引、内部治理指导意见以及合伙人资质与准入条件等相关文件，辅之以各项推进政策，“杀出一条血路来”！让我们恐惧的不是远方的群山，而是鞋里的一粒泥沙。